​明朝的司礼监是如何做大做强的？

明朝的司礼监是如何做大做强的？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集权体制中，皇权至上的管理体制往往伴随着内臣宦官（太监、中官）制度的实行，皇权与宦官制是分不开的。而且，明朝所实行的皇帝授权下的内阁管理体制，也是一直有宦官制度相伴随，明初，宦官的权力受到了严厉的限制，宦官在政局中所起的作用不大；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由宦官所掌控的司礼监对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司礼监因其居“十二监”之首，并拥有代行“批红”的权力以及上呈、核准和封印等方面的权力，成了内廷中权力最高的机构。当司礼监权力大肆膨胀时，连明朝的内阁都要受其制约。

明朝司礼监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畸形发展所产生的机构，是明王朝中后期行为怪异的皇帝们培育起来的内廷政治“怪胎”。

明初，朱元璋预见到了宦官干政的危害性，所以，他对宦官的权力严加限制，可是，明中叶以后，大多数的皇帝都行为怪异，或深居后宫，或荒嬉享乐，或年幼无知，他们懒于打理朝政。他们把一些权力交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让他们代行理政。如此一来，司礼监的权力逐渐增大，在某种意义上，司礼监对皇权的干预、代行，形成了 对内阁的制约之势，影响了明朝中后期的政局由强转衰。

司礼监宦官

此外，明代中后期，从制度设立上看，司礼监和内阁的地位相当，互相维持，相互牵制，形成了明朝很有特点的“监阁体制”，“监阁”共同拥有议政权并代表皇帝实施部分的决策权，而部臣们却失去了明初“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所拥有的封还权。在明初，朝廷设六科给事中，成为独立行政机构，而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封还权”，即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皆需发至给事中处详审，若有明显不妥，可以封还诏书。（参看《明史》卷七四《职官三》）这即是说：“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参看《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当时，拥有部臣“封还权”，而明中后期，部臣只拥有行政权，负责执行。与“监阁”权力相比，部臣的权力变弱了，前者只能屈从于后者。

明朝太监

“监阁体制”实际上是明王朝皇帝实行的内、外廷互相制衡的手段，一方面，有司礼监和内阁的互相协作和相互制衡，皇帝能便于掌控，因为他们双方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都必须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以求能占据权力场中的优势；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活动是复杂的，皇帝对司礼监和内阁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是一样的，会有所倾斜，甚至有敌视，这就造成了司礼监与内阁之间，皇帝与司礼监之间，以及皇帝与内阁之间等关系的复杂化。当皇帝对司礼监和内阁中的某一方信任和支持更多时，这一方便拥有更多的“相权”，而另一种状况出现，即当司礼监和内阁间一旦联起手来，皇帝就会被架空。

还有，内阁与阁臣之间，内阁与宦官之间，甚至司礼监下属厂、卫之间等，也是会有矛盾的，于是，这便形成了明代的复杂的党争现象，朝中帮派对立，纷争不断，互相倾轧，十分激烈。

虽然说机构之间和帮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从根本上看是有利于皇帝掌控朝局的，皇帝能利用各机构各派系的争斗和制衡来巩固皇权，但是，如果帮派纷争激烈化和长期化，明朝政坛各派系之间的党同伐异就无法制止，至晚明时期，争斗便搅得明王朝国无宁日。

在这种局势下，行为怪异的皇帝们根本掌控不了政治局面，明朝晚期的国势日衰成了必然趋势。晚明思想家黄宗羲渐锐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夷待访录·置相》）黄宗羲的这一看法很深刻，明初罢相的结果，先是皇权加强对大臣权力的控制，而“六科”给事中权力有所增强；接着，内阁的权力渐渐增强，变相得拥有部分的相权；之后，为了制约内阁，司礼监的权力得到增强，形成了内、外廷相抗衡的局面。

在明中后期的一些时候，司礼监的权力得到大膨胀，宦官代皇帝理政的现象变得非常严重，皇帝权力部分转移至宦官手里，而内阁更是受到了司礼监的严重制约，司礼监成了专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畸形发展的一个“怪胎”。

太监（剧照）

那么，明王朝的司礼监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呢？

第一，宦官机构在各朝有不一样的表现，而明朝司礼监是由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的。

首先，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官职，在中国古代各朝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宦官在早期并非是由阉人来担任的，但从东汉开始，便规定宦官必须是阉割过的中性人方可担任。宦官最初是由皇帝、君主及其家族等驱使而打理宫中杂务的官员，但因为与皇室成员长期紧密相处，比较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所以，他们有机会掌控朝政大权，于是，一些朝代存在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

历史上，宦官干政的现象屡有发生，秦朝末期，宦官赵高执掌朝政，祸乱朝廷，是导致秦朝覆灭的原因之一。东汉时期，宦官与外戚抢权擅政，使皇权严重削弱。比如，汉和帝十岁继位，无治国之力，由其母后揽权，而其母后依赖外戚，造成外戚专权局面。而皇帝长大之后，为了摆脱外戚的控制，只能借助于他所信任的宦官，当宦官帮皇帝夺回权力之后，便揽权不放，成了另一种干政的力量。再如，汉灵帝重用侍奉自己的张让、赵忠等“十常侍”，让他们批阅奏章、代理朝政，而张让等乘机排除异己、谗害贤臣，并着力于铲除外戚，使朝政日益腐败，这导致了东汉末期的乱局出现，让董卓等有机会入都城祸乱朝纲。

中晚唐时期，宦官借助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和重视，逐渐发展壮大，成了皇帝用以对付藩镇势力的力量。唐初宦官被抑制的状态得到迅速改变，宦官的力量壮大到可以掌兵权的地步，比如，唐肃宗即位时，便任命宦官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由此便开启了唐朝宦官执掌兵权的历史。宦官有了兵权并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便成了朝中非常可怕的一股力量。“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比较严重，皇帝与藩镇势力的矛盾渐锐化，而皇帝又不信任朝中文武大臣，于是，为了打击藩镇势力，并制约朝臣，皇帝就只能依靠宦官的力量了。在中晚唐时期，皇帝们认为宦官是更可信任，也更容易掌控，所以，他们放心让宦官执掌朝政，结果，宦官不仅操控朝政，而且还出现驾空或控制皇帝，甚至杀戮或废立皇帝的事，酿成了政治惨剧。晚唐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唐王朝最终衰亡。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和专权的现象再次出现，而这一次的宦官干政与东汉、晚唐时的宦官专权有不一样的特点：

一是汉、唐宦官专权是建立在巩固皇权的基础上的，而明朝皇权专制制度已经趋于完善，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成了保证皇权制度顺利运转的重要力量，而皇帝利用宦官并非是为了巩固皇权体制，而是为了能在皇权制度下争得更多的自在自由的权力，简言之，制度成了皇帝的枷锁，而为了挣脱枷锁，皇帝便倚重宦官，为自己争自由。

二是汉、唐宦官专权，或是皇帝利用宦官来对付外戚，或是皇帝利用宦官来对付藩镇势力，而明朝皇帝提携宦官却主要是用来牵制和制约内阁，这是利用内廷的力量来制衡外廷，皇帝利用宦官，是要摆脱皇权制度对他的约束，所以说，明代宦官专权是专制集权制畸形发展的结果，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怪胎。而怪就怪在明朝皇帝提携宦官不是为了抑制损害皇权的对立力量，而是为了解除限制皇权的因素，即保证皇权专制制度顺利运转的朝中士大夫的力量。文官集团、内阁等忠诚于皇权制度，而皇帝却感到皇权对他限制太多，所以，他重用宦官来对付内阁，皇帝拉着宦官与皇权制度怼起来了，这不是非常奇怪吗？

唐朝太监李辅国（剧照）

其次，宦官在明初地位不高，权力不大，而且，被严格限制干政。

在明朝宦官所执掌的机构中，司礼监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是内廷握有最大权力的部门。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政府开始设立司礼监，起初，司礼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宫廷礼仪，纠察内官违犯礼法的行为，属于典礼纪察方面的工作，它很可能是由之前的典礼纪察司改变而成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整顿宦官机构，司礼监的职权被相应调整，负责掌管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此时的司礼监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不过，由于司礼监新增了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这使得司礼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明初，朱元璋吸取了历朝历代宫中的管理经验，在司礼监初建立之时，明王朝的措施很注意防范宦官干政。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评论宦官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朱元璋还明令内侍毋许识字。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就专门下令铸造一铁牌，写着：“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悬置于宫门，并且敕令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内廷包括司礼监，在朱元璋掌权时是被抑制的，宦官不允许揽权，宦官对政局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再次，永乐时期，司礼监虽仍属宦官的一般衙门，但部分宦官已拥有较大权力；而到明宣宗时，司礼监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利用过宦官的力量，所以，朱棣登基之后，对宦官还是有所重视的，为了对付建文朝的旧臣，以强化永乐朝的皇权专制体制，朱棣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规则，给予他所信任的部分宦官较大的权力；而且，为了对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开始提高司礼监的地位，逐渐默许其参与政事。如宦官掌东厂、监京察、守备南京、出镇各地、领船队下西洋等。

到了明宣宗时期，内廷迎来了重大的变化，司礼监的权力也得到很大提高，明宣宗朱瞻基可以说是亲自掀开宦官干政“序幕”的一位皇帝。原本，在朱元璋时期，内侍是不允许读书识字的，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帝下令特设“内书堂”，命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从而废除了明太祖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制。从此，司礼监下设“内书堂”，负责教授宦官，并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有才识的宦官。宦官有了文化，参与政事就“大有可为”了，此后，“内书堂”输送出去的宦官有负责记录御前文字，有负责掌封进本章的，有负责发行谕批的等等，宦官常在皇帝身边，又有了知识，宦官干政现象的出现就很难避免了。

此外，从英宗开始，宦官开始掌权，内廷的宦官机构特别是司礼监的权力越来越大，朝政大事的制定和实施都绕不过司礼监，司礼监成了明朝政治体制中与内阁权力并举的权力核心之一。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时才九岁，主少国疑，众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但太皇太后张氏不允，不过，张氏仍是在幕后掌控着朝政大事。张氏于幕后主政，但她有一个优点，即不重用自家亲戚干预政事，也不允许宦官王振揽权，她所重用的乃是仁宣以来的旧臣，特别是重用了“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让他们任内阁辅臣。而“三杨”推进经济，整顿吏治和安定边防，政绩显著。明焦竑说：“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明英宗画像

但是，正统八年（1443年），太皇太后张氏驾崩，杨荣、杨士奇和杨溥也分别于正统五年（1440年）、正统九年（1444年）、正统十一年（1446年）去世，正统八年英宗亲政后，一没有太皇太后的管缩，二没有“三杨”理政，感到能大大放开了，于是，明英宗朱祁镇便重用了宦官王振等，以王振等宦官的势力来制衡文官集团，导致宦官专权。

太皇太后张氏的驾崩和“三杨”的去世让王振如释重负，他知道阻拦他掌权的障碍消除了，于是，他开始大肆揽权，而他掌权后首先干的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写着“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随后，他大兴土木，为自己建府邸，还大修智化寺，求佛赐福给他。

接着，王振利用专权朝政的机会，提拔奉承他贿赂他的听话官吏，如工部郎中王佑很善于阿谀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是因为“老爷”王振没有胡子，所以，作为“儿子”的王佑也不敢有胡子，王振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知道王佑是很顺从听话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同样的，徐睎和王文因善于谄媚拍马，被王振分别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死心塌跟随他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机构去。

从王振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日起，便开始培养自己在朝中的朋党，只是，前期有太皇太后张氏在，他比较收敛，而后期他便肆无忌惮了。王振对于反对他违背他的大臣肆意进行处罚和贬黜，比如，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击，被击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诏，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建议，王振知道后，理解成刘球是在劝英宗削掉他的权力，所以，王振十分恼火，下令将刘球逮捕入狱。再如，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知道了感到很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锦衣卫大牢。最糟糕的是，英宗对王振的恶劣行为不仅全皆清楚，而且还赞同他那么干。英宗一直称王振为先生，连名字都不叫；而王侯公主皆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中的趋炎附势者更是无耻地认王振为干爹。

王振（剧照）

从“麓川之役”开始，王振便跟随在英宗身边，悄悄地开始揽权，而到“土木堡之变”时，王振没有太皇太后和“三杨”的制约，更是大肆揽权。“土木堡之变”正是因为他接受瓦剌贿赂，并减少对也先的赏赐，才引起瓦剌军叛乱的，而王振极力劝英宗亲征，最后导致英宗被俘，因而演变出景泰帝朱祁钰登基，而后英宗回归之后又复辟，软禁了景泰帝等一系列事件。奇怪的是，王振虽在事变中被瓦剌军杀死，但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仍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造雕像，为王振祭葬招魂，而且还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灵。

显然，英宗朝使宦官的权力大膨胀，而有了英宗对宦官的提拔、信任和让其揽权，之后，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明朝皇帝，由于长期对朝中政事不那么兴趣，宦官更是乘机代行皇权，伸张权势。宦官代行皇权理政成了明朝的一个重要特点，于是，宪宗成化时期，有了建立和执掌“西厂”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间，出现了气焰嚣张、指派部下掌东、西厂并新建内行厂的刘瑾；万历年间，出现了与张居正联手、擅权揽政的冯保；明熹宗时期，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等等。宦官专权成了明朝专制政权的一个怪胎。司礼监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干预明王朝的中央决策，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明朝军事、经济、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第二，司礼监从正统年间开始，便形成较完整的组织结构，而掌印、秉笔太监因其特殊的职权，分别成了内廷中权力最大的第一、第二人物，成了内廷中的“元辅”和“次辅”。

首先，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这形成了内廷的主要机构。

“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四司”包括惜薪司、钟鼓、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毫无疑问，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中权柄最重的一个行政机构，内廷的司礼监与外朝的内阁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行政权力机构。《明史》有明确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沈德符说：“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睑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为司礼矣。”（《万历野获编》卷六）

具体说，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名，掌印太监一名，秉笔、随堂太监四到八名，掌司、典簿太监若干名。提督太监为内廷统领，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在司礼监内居住，有长期值班的性质；掌印、秉笔和随堂太监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并与外廷沟通。秉笔太监由于掌管批红、传宣谕旨和提督东厂，权力很大；而掌印太监由于负责核审和最后的盖章，成了内廷中权力最高的人，因为没有盖章，行政文件便发不出去，掌印太监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门人”。此外，随堂太监负责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明代刘若愚说：“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刘若愚《明宫史·木集》）沈德符也说过：“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这说明，当时已肯定掌印太监犹如“元辅”，即如内阁首辅；而秉笔太监掌东厂，并认为犹如“次辅”，随堂太监等相当于“众辅”。

明宣德时期，太监开始揽权，而正统以后，司礼监逐渐成了内廷的核心机构，其实权已经能与外廷的内阁不相上下，俨然是另一“内阁”，后来，司礼监的权力甚至还能制约内阁。所以，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的柄机相当，掌印太监成了“内相”。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的太监，主要是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中的管文案的，因“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参看（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 33），具有了独特的权力。

其次，司礼监下面设有几个重要机构，而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东厂。东厂因其内署机构位于东上北门而得名，而其外署机构则位于东安门以北东厂始设于永乐十八年，最高领导为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简称“提督东厂”，或称为“厂公”“督主”。这“厂公”一般由一位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可是，东厂名义上是隶属于司礼监，但“厂公”却不归司礼监的首领管理，而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直接向皇帝报告，所以，“厂公”的地位极高，沈德符指出：“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万历野获编》卷六）显然，东厂不属于司礼监管辖，而是由皇帝直管，虽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任东厂提督，但他向皇帝汇报时，连掌印太监都必须回避。东厂的权力犹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机密事”，所以明史说“东厂权如总宪”。

东厂官员（剧照）

司礼监所属的另一机构是内书堂，就像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教授宦官读书识字的教育培训机构，内书堂是宣宗时期设立的，是宣宗帝违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规定而设立的，当时，他让大学士陈山作教授一些聪明的小宦官，让他们读书认字，此后，大学士 、翰林 、各部尚书等都成了内书堂的教师。

据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内书堂每年都要选取十岁上下容貌俊俏、聪明伶俐且可造就的小宦官二三百人入学，他们经人介绍先认识老师，向老师磕头行礼，并送上一根白蜡烛、一条手帕、一根龙挂香，以作学费；之后，小宦官们先学《百家姓》和《千字文》，之后学《四书五经》，其所学内容与外朝学子基本一样，这一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很像士大夫的太监。内书堂培养出了不少很有成就的宦官，比如万历时的太监冯保，他便是内书堂出来的高材生，他对于琴棋书画多有涉猎，书法水平很高，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的题跋就是他亲笔所作；再如，成化朝的司礼监太监戴义，精通琴艺，他的楷书可与书法家沈度相媲美。

当然，内书堂更重视思想内容的教育，特别是培养小宦官们的忠君思想，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内书堂还让小宦官们读《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等书，了解历史上的政治策略，这使得明朝的宦官整体上在知识和谋略方面次大大高于其他朝代，明代专权的宦官们大多数知识水平较高。就连中年才入学的魏忠贤也是内书堂毕业的学生，虽然他年纪大才年入学，但其学历明显是有利于他任秉笔太监的。

司礼监的另一下属机构是礼仪房。礼仪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内廷机构，它为皇帝的后妃们所生的皇子和公主们提供最好的奶妈，负责照顾皇公主们，比如，在孩子们满月后替他们理发；在孩子们满百天后为他们乳名等，礼仪房的奶妈们负责照顾皇子、公主，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才算结束。

第三，司礼监的特殊权力以及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好几位皇帝都是长时间居于后宫，或荒嬉享乐，或炼丹吃药，或忙于满足特殊爱好。明朝的皇帝们真是很怪异的，比如，宣宗朱瞻基爱好斗蛐蛐；宪宗朱见深迷于炼丹方术，好女色，喜猛兽等；武宗朱厚照特好玩乐，喜欢奇珍异兽；世宗朱厚璁也很爱好炼丹方术；穆宗朱载垕贪爱女色，好食春药，最后死于女色；神宗朱翊钧特喜欢敛财聚宝；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药、炼药，并纵欲无度；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活，他觉得做木匠比当皇帝要更过瘾。这些皇帝们都喜欢忙碌着政事之外的“事”，他们很多时候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因而，明朝的宦官们便利用此好机会大肆揽权擅政。

首先，明代宦官们拥有代行皇帝的“批红”特权，他们以此来参与决策，并在皇帝不理朝政时，乘机掌握决策权。

原本，“批红”是皇帝所拥有的特殊权力，也是皇权至上重要体现，掌握决策权是皇帝专权最重要的标志。“批红”实际上是对重大事件行使最终的决策权，是对政策行使审批权。内阁所票拟的文件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能生效，所以，票拟受制于“批红”，而当司礼监的宦官代行“批红”时，便拥有了对朝中中枢决策的制约作用。

在明朝，“批红”权被宦官掌控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是因为章奏的数量极其庞大，皇帝不可能一一去细看，因而多由其身边的秉笔太监或掌印太监代为阅览并“批红”；二是由于皇帝年幼（比如宣宗帝登基才九岁），根本就不懂得看奏章更不懂得对奏章进行“批红”，而后宫太皇太后或皇太后常常因为担心被指责“干政”，便只出主意，而让太监来代行“批红”；三是明中后期大多数皇帝的厌政怠政，很少皇帝将所有的章奏都看过并进行“批红”，而且，明中后期皇帝与外廷的文官集团矛盾颇深，不可能把“批红”权放给内阁，所以，便由司礼监的太监来代行“批红”权力。

明朝的内阁主要是拥有议政权和行政权，但由于“批红”掌握在司礼监太监手里，决策权便由宦官部分掌握，司礼监代行了皇权，拥有皇帝授予的决策权。皇帝之所以有此授权，主要是以此来牵制内阁。黄宗羲尖锐地指出：“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置相》）在黄宗羲看来，汉、唐、宋是宦官干预朝政，而明代却是奉行宦官之朝政，朝中大权由宦官所把持着，朝政成了宦官所主导的朝政。

其次，明代宦官利用上呈奏章、传宣御旨、核审盖印等环节，在传旨过程中进行干预，阻拦圣旨下传，或矫改旨意，甚至假传圣意等，对中枢决策进行干预，搅乱政局，使内阁施政很难正常实行。

众所周知，司礼监掌控着上呈和下传的政令信息通道，司礼监的宦官们拥有利用转呈章奏、传宣御旨和审核盖印等环节，而每一个中间环节几乎都存在着干预决策的空挡。明朝的政法条例规定，上呈的章奏必先送达司礼监，然后再由司礼监的秉笔呈送给皇帝，而到了明武宗时期，司礼监成了专掌机密的机构，所以进呈的章奏和降敕批疏，皆须由相应职位的宦官经手。如此一来，章奏、敕批等便专门拥有了掌控政治信息上传下达的通道，因而也拥有了阻断甚至矫改的机会，宦官们完全可以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决定传与不传，这是在政令的传递方面制约朝臣，特别是制约内阁的干政措施。

在章奏传递过程中，传宣御旨的环节所起的作用特别大，它影响着对内阁票拟的批准状况，司礼秉笔太监常常根据皇帝的口头旨意进行记录，然后交付内阁票拟，但是，口授笔录因为理解和记录的关系，很可能与原意出入很大，秉笔太监完全可以加进自己的主张，所以，这就存在着假传圣旨的情况，在这一环节，太监有机会矫改旨意，欺瞒内阁。比如，太监冯保就曾经扣下了内阁首辅高拱授意、御史刘良弼等上书检举弹劾冯保的奏疏，最终，冯保与张居正联手把高拱赶下台了。明熹宗时，魏忠贤也利用秉笔的特权，篡改旨意，欺瞒熹宗，打击异己，魏忠贤经常扣留奏疏不上呈，上或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上奏，欺上瞒下，肆意妄为。

冯保（剧照）

再次，明代宦官们可以利用参与阁议的机会来干预内阁的决策；可以利用会同“三法司”审理案件的机会来干预司法。

明代司礼监还有有一项权力，那就是按成例代表皇帝出席内阁会议，而这一项出席阁议的成例为宦官干预内阁政议提供了重要机会。当内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司礼监派代表出席，在阁议时，宦官作为代表不仅有权发表意见，而且还常驳、批阁臣的意见，甚至逼迫阁臣接受他们的主张。司礼监出席阁议的太监之所以能有追这么大的能耐，这是因为这些太监实际上是代表皇帝去监视阁臣的，当时，皇帝不信任阁臣，他让太监利用出席阁议的机会监视阁臣，所以，在阁议时，司礼监出席阁议的代表所作的表态被认为表达了皇帝的旨意。如此一来，司礼监当然就显得很有权势了。明朝中后期在阁议时，宦官的意见很霸道，阁臣们的议政权受到严重干预。

此外，司礼监的宦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权力，那就是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狱。在永乐年间设置的东厂，其提督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负责监察“三法司”的办案状况，侦察其是否循私情，防止锦衣卫北镇抚司、刑部及都察院在办案时徇私枉法。而兼任东厂提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有权直接面奏皇帝。从英宗朝开始，皇帝便命司礼监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审录狱囚，这成了定制，每五年举行一次；到了后来，内臣犯法便专门交由司礼监审治，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不得过问。而这参与“三法司”审案和独立审理犯法内臣案件的权力，表明了司礼监享有司法方面的特权，这最终酿成了冤案，是动摇明王朝政治根基的祸根之一。

最后，司礼监除了提督东厂之外，还有一些特权，比如调派内官出镇，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等。比如，景泰年间，内臣的调派之权归于司礼监，而司礼监不但将内臣皆换成他们的亲信，而且，还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门。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明确宣称：“各处内宦亦非朕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参看《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司礼监拥有内官出镇的调派权力，这对于控制内廷和通过宦官去干预外廷起重要作用。

再如，司礼监宦官有提督京营的职权。“土木堡之变”后，皇帝通过太监加强对京都军兵营的控制，司礼监拥有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的权力。当时，英宗命司礼监太监兴安、李永昌会同石亨、于谦整理军务；此外，正统年间，宦官曹吉祥于也曾督军出征，并监督神机火器，后来，英宗复辟之后，他升迁为司礼监太监，总督“三大营”。从成化朝开始，司礼监太监提督京营成了定制，自此，明朝京师相当一部分军权控制在司礼监太监手中。从朱元璋挂铁牌严令宦官不得干政，到太监掌部分京都兵权，这个变化可真不小。

最后，皇帝常常会派司礼监太监去执行特殊任务，比如，永乐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三下西洋，明里是带船队出使各国，展开对外交流；而暗里被认为是秘密侦查建文的踪迹，郑和所执行的就是一项特殊的任务。

总而言之，明初废除丞相，由皇帝直接行使相权，管理“六科”，而繁杂的政务让皇帝不堪重负，于是，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使其协助办理政务，成内阁的雏形；明成祖即位后，为了强化皇权，同时也为减轻政务负担，设立内阁，选七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预机务，从此便有了内阁，之后，内阁不断得到强化，成外廷文官政府的核心机构，在明朝的一些时期，如英宗朝的“三杨”理政，万历朝张居正推行政改时等，内阁主要阁臣的权力相当于丞相的权力。

而在明朝中后期，皇帝为了抑制内阁的权力，同时也是因为有不少皇帝懒于理政，需要宦官代行理政，于是，司礼监便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因为司礼因拥有“批红”和“掌印”等权力，便成了内廷的权力核心，成了与外廷内阁相牵制、相制衡的权力机构。

从制度的设置看，内阁与司礼监是皇权治理下的两个权力机构，它们共同分享相权，而每个部门都没有能掌握独立的相权。通过这样的设置，皇帝成功地将相权分成两个互相牵制的部分，尽管有时内阁或司礼监曾经很强势，但由于互相制衡，所以皇权仍然是可以对其进行掌控的，这也正是明中后期好几位皇帝懒于上朝理政，却仍可掌控政局的根本原因。

可是，明朝司礼监的孕育和发展确实是比较奇怪的，它是明朝皇权集中制畸形发展的结果，明中后期，皇帝疏懒、喜乐、好玩、年幼或无能，而文官集团又相对对帝王比较忠心，司礼监的做大做强，一方面是代行皇帝的部分权力，代行决策权，另一方面是制约内阁，对抗外廷的文官集团。奇怪的是，皇帝利用司礼监这一宦官掌控的机构，不是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制度，反而是为了让皇帝自己能摆脱制度而拥有更多的自由。

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不喜欢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国理政，而是喜欢深居宫内，按自己的爱好来玩乐，而内阁所拥戴的专制集权制对于这些有奇怪兴趣的帝王们来说，是严厉的限制，是很难容忍的，于是，皇帝们借助于宦官的力量，着力争取他们的“自由”。在明代，监（司礼监）阁（内阁）体制在权力的牵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让明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制保持正常运转，但宦官祸政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宦官代行“批红”“掌印”，掌控特务机构，控制部分京都兵权，以及干预“三法司”，并利用自己的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明朝的政局在后期很多时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见，司礼监是明王朝中后期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孕育而成的一个政治“怪胎”，对明朝的危害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