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老红军“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参加了1955年授衔？

有多少“老红军“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参加了1955年授衔？

有多少＂老红军＂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参加了1955年授衔？

世人常道＂铁流两万五＂，说的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的人数。可谁又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位浴血奋战的老红军，最终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改编？又有多少位，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后，活着见证了1955年那个金戈铁马的授衔盛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南方的八省十五块游击区内，仍有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在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英雄儿女，后来都经历了怎样的命运？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最终站在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

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追寻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答案。

一、何为＂老红军＂：革命的年代线

说起＂老红军＂这个称呼，还要从1934年那个金秋说起。那一年，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吹响了长征的号角。可要论＂老红军＂的资格，单单参加长征还不够！

1934年10月，朱德总司令在江西于都河边，将一面绣着＂红军＂二字的军旗郑重交到了一位年轻战士手中。这位战士名叫王尚荣，从此担任了中央红军的军旗手。这面军旗，见证了无数红军将士的生死与荣辱，也成为了划分＂老红军＂身份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按照革命资历的严格界定，只有在1935年10月20日以前参加红一方面军的将士，或是在1936年9月30日前加入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才能被称为＂老红军＂。这个时间线的划分，背后有着特殊的意义。

1935年，在贵州遵义的一间青瓦房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后不久，中央红军改组为红一方面军。而这个＂10月20日＂的时间节点，正是红一方面军完成整编的日子。任何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加入的战士，即便同样经历了长征的艰险，也不能被称为＂老红军＂。

红军的序列中，还有一支特殊的力量——陕北红军。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万里长征，但在1935年9月30日前就已经在陕北根据地浴血奋战。刘志丹、谢子长等将领领导的这支队伍，同样被纳入了＂老红军＂的行列。

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杨靖宇、赵尚志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也有着＂老红军＂的特殊地位。只要是在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的抗联战士，同样被认定为＂老红军＂。

更让人动容的是，在大别山、闽浙赣、湘鄂西等地区，还有许多游击队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枪。这些在1936年9月30日前就投身革命的游击队员，虽然没能与主力会合，但他们的＂老红军＂身份同样得到了认可。

这些时间节点的划分，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符号。正如新中国成立后离退休政策的区分一样，1949年10月1日这条时间线，将革命干部分为了离休与退休两类。同样的道理，这些精确到天的时间节点，也成为了区分＂老红军＂的重要标准。

二、主力红军的血与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时，整编人数高达八万六千余人。这支铁流大军，即后来的红一方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还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可谁能想到，仅仅在湘江一战，就损失了近五万将士。

在湘江战役中，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红军三十四师一位姓龚的战士，在掩护主力渡江时身负重伤。他拖着伤躯爬到一处山洞，靠着野果和山泉活了下来。整整三年后，这位战士才辗转打听到红军主力的消息，最终在1937年重返部队。这样的故事，在红军长征途中并非孤例。

红一方面军翻越了雪山，穿过了草地，最终到达陕北时，仅剩七千余人。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雪山上，战士们常常是一个拉着一个，组成人链前进。草地里，饿急的战士啃树皮充饥，有的甚至把皮带煮烂了吃。

而红二方面军的历程同样令人动容。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从湘西开始长征。这支部队原本有一万七千人，一路北上，与敌人周旋。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长征途中不但没有减员，反而发展到了两万余人。这是因为沿途有许多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军入伍。

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悲歌。1936年10月，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约两万一千人，奉命组成西路军，向新疆方向挺进。他们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最终能够突围回到陕北的，只有数千人。

1937年春，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红军战士被打散后，被当地回族群众救下。这位战士在群众家中养伤期间，教会了他们很多实用的农业技术。后来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有好几个都参加了八路军。

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早在1935年，刘志丹就率领陕北红军开创了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千余人，但他们对陕甘地区的局势了如指掌，为后来到达的中央红军提供了重要支持。

等到1937年全军改编之际，红一方面军约有七千二百人，红二方面军一万人，红四方面军余部一万二千人，再加上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共六千四百人。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随后的八路军改编中，这些幸存的＂老红军＂，成为了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

三、隐藏在民间的抗争

当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时，在南方的八省十五块游击区内，还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着革命斗争。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样是红军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5年春天，在闽西上杭县的深山老林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当地的游击队找到了一位失散的红军战士，这位战士名叫李德明。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游击队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为主力红军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在赣南的山区里，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游击小组。他们白天化装成普通农民，晚上则开展军事行动。有一个游击小组只有七个人，却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交通站，为往来的红军战士提供帮助。他们在茶壶里藏情报，用竹筒传递信件，甚至把重要文件缝在衣服夹层里传递。

浙江天台山区的游击队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利用当地的宗族关系，在各个村寨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每当敌人来扫荡时，游击队就能提前得到消息，及时转移。这个情报网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为后来新四军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有一支特殊的游击队。他们大多是红三军团留下的伤病员，总人数不过三十多人。这支队伍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法：他们把队伍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区域，轮流活动。当一个小组在行动时，其他两个小组就隐藏起来休整。这样的战术，让敌人始终摸不清他们的真实实力。

更令人惊叹的是大别山区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在每个乡村都发展了秘密交通员，这些交通员大多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把情报藏在挑担的箩筐底下，或者缝在鞋垫里，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信息。有一次，一位老农挑着一担红薯过检查站，实际上那些红薯下面藏着重要的军事情报。

在闽东地区，还有一支特殊的民间支前队伍。他们大多是妇女，被称为＂送饭队＂。这些妇女每天装作给自家男人送饭，实际上是为游击队送情报和补给。她们编织了一套独特的暗号：不同的饭盒摆放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信息。

这些隐藏在民间的抗争力量，最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了组建新四军的重要基础。根据统计，仅在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就有超过五千名游击队员参加了新四军的改编。这些常年坚持在敌后的战士，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改编大潮中的新生

1937年8月，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的一间土窑洞里，朱德总司令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就在这一天，近三万名＂老红军＂开启了新的征程。

这次改编绝非简单的换装或者改名。在晋东南黎城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老红军战士换上了新军装后，把自己的红军服小心地叠好，用一块布包起来。他对战友说：＂这身红军服见证了咱们走过的万水千山，得好好保存。＂这样的情景，在各个部队都曾出现过。

八路军的改编工作按照原有建制进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改编为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红四方面军的部分改编为129师。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改编过程中还有一些特殊安排。比如，有一些老红军被抽调到新成立的军事学校，担任教官。他们的使命是培养更多的革命军事人才。

在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改编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7年12月，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镇上，一支由原南方游击队组成的部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位参加改编的老战士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位游击队长带来了一面保存了三年的红军军旗，这面旗帜后来成为了连队的珍贵纪念。

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现象：许多原本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通过不同渠道陆续找到了组织。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山区，有一支十几人的游击小队，在得知新四军组建的消息后，徒步走了十多天，终于找到了新四军的驻地。

特殊部队的改编也值得一提。东北抗日联军虽然没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改编，但他们选择了另一条特殊的道路。1940年，在苏联境内的一个训练营里，来自东北各路抗联的七百余名战士进行集中整训，为日后反攻东北做准备。

在琼崖岛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始终保持独立建制。他们组建了七个小支队，每个支队不过六到十人，却控制了相当大的活动区域。这支特殊的武装力量，为后来解放海南岛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编工作完成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许多老红军都被分配到了新建立的连队里，担任骨干。在一份当时的统计材料中显示，仅115师就有超过两千名老红军担任排以上干部。这些经验丰富的战士，成为了部队继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授衔盛典与历史见证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内灯火通明。这一天，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将领齐聚一堂。在这些接受授衔的将领中，有一位特殊的老红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是红军时期的一名普通通讯员，经历过长征，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如今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在这次授衔仪式上，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值得一提。一位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老红军将领，特意带来了一件在长征途中保存下来的红军军装。这件军装上还留着当年草地上的泥渍，成为了见证这历史性时刻的特殊物件。

授衔标准的制定也颇有渊源。当时有一个重要原则：红军不下校，抗日不上将。这条标准的背后，体现了对老红军的特殊关照。在一份档案记载中显示，仅在第一批授衔的将领中，就有超过八百名老红军获得了将军军衔。

但并非所有老红军都获得了高级军衔。在山西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里，有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最终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当地群众经常能看到这位老战士穿着整齐的军装，给年轻人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

1955年的授衔大典还记录了一个感人的场景。一位曾在湘江战役中负伤的老红军，在授衔仪式现场见到了当年救助过他的战友。这位战友如今也成为了一名将军。二十年前的生死之交，在这庄严的殿堂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在这些获得军衔的老红军中，有不少人的经历令人动容。比如有一位女性老红军，她在长征途中负责野战医院的工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她用简陋的医疗器械救治了数百名伤员。1955年，她被授予了大校军衔，成为了第一批获得高级军衔的女性军人之一。

授衔仪式结束后，这些老红军将领各自奔赴新的岗位。在青海的一个边防连队里，一位刚获得将军军衔的老红军主动请缨，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这位将军说，既然是红军出身，就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

统计显示，在1955年获得授衔的军官中，约有四千多名老红军。他们中有的继续在部队服役，有的转入地方工作，还有的被派往各军事院校担任教官。这些亲历过革命战争的老战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红军的光荣传统。